蔡天抒：广东民间保育组织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模式研究│2016年会追踪报道

　　2016年9月24-26日，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辽宁沈阳召开。9月25日，在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承办的“城乡文化发展60年”专题会场上，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蔡天抒女士作了题为“广东民间保育组织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模式研究”的报告。以下为大家分享报告的主要内容。

蔡天抒报告现场

报告重点：

聚焦广东文化保育组织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选取广州历史乡村保护和发展协会、开平仓东计划、汕头山水社三个典型团队案例，总结出“精英搭建的准官方平台”、“资本支持的社区营造”、“民间自发的本土文化保育”三种不同的公众参与模式，从网络影响力、活动范围、各方关系的维度，分析这三种模式在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育中的成效与局限性，并为完善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提供镜鉴。

她首先讲述了研究背景，包括：从“冻结式保护”到“保护性开发”的政府态度转变，从现代化物质建设到后工业化时期的文化认同，“大众媒体”和“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参与，从“专家、媒体呼吁”到“民间组织兴起”的社会参与转变。进而介绍了广东历史文化保护组织的基本情况：广东是我国民间保育组织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最活跃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历史文化保育组织34个，并且已形成了一个网络雏形。

广东历史文化保护组织

蔡天抒回顾了广东历史文化保护组织网络的形成历程。包括：历史文化保育组织的萌芽（2003—2009年）、历史文化保育组织在省域的传播（2010—2013年）、历史文化保育组织网络的雏形（2014年至今）三个阶段。她总结提出了保护组织的三种发展模式：

模式一：精英搭建的准官方平台—广州历史乡村保护和发展协会

广州历史乡村保护和发展协会成立于2013年3月，是在广州注册的非赢利民间组织，旨在为会员间建立多种形式的信息交流和活动。活动参与者有媒体工作者、投资管理者、建筑师、旅游服务商、文化工作者、政府官员等。

此类模式的特征可概括为：从 “圈内人聚起来”到推动“多方合作可能性”，“精英搭建的准官方平台”模式评价。

广州历史乡村保护和发展协会工作场景

模式二：资本支持的社区营造—开平仓东计划团队

 2010年，五邑大学建筑系谭金花老师应仓东村后裔谢天佑先生邀请，修缮村中两座祠堂，带领学生到仓东村调研。并于2011年组建了“仓东计划”团队，在仓东村实施开平碉楼保育与发展项目。到了2013年，香港炼金石国际文化交流公司负责人邓华先生加入团队，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来源，同时以社会企业的理念负责教育基地的营运。

此类模式的特征可概括为：“建筑遗产的功能活化”到推动“社区参与历史文化保育”，“资本支持的社区营造”模式评价。

仓东计划文化保育活动现场

模式三：民间自发的本土文化保育—汕头山水社

汕头山水社是一个本土籍大学生于2009年发起的民间历史建筑关注小组，通过在老市区探访、记录、发布汕头文物保护信息，以唤起本地市民对文物保护的关注。经过6年的发展，小组已搭建了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核心固定成员12人，调研流动成员约100人，公众号关注者超过4500人。

此类模式的特征可概括为：从“提高民众历史文化保护意识”到影响“政府历史文化保护决策”，“民间自发的本土文化保育”模式评价。

汕头山水社活动现场

最后，蔡天抒得出的结论是：

结论一：“文化认同”推动社会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类“公共产品”，保护涉及公共利益。这不仅仅是政府单个方面的责任，也是城市和社区文化认同的需要。模式一“精英搭建的准官方平台”是精英的认同，受知识水平和自身专业的推动，主动自发关注历史文化保护。模式二“民间自发的本土文化保育”是社区居民的认同，在社区营造中对本村文化自信的重建而产生的认同。模式三“民间自发的本土文化保育”从本土籍青年的认同走向市民的认同，在民间保育组织活动的影响下，逐渐唤起了本地街区居民，甚至本地市民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结论二：搭建“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互动的保护网络

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同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的保护网络需要多个行为主体自觉互动才而以形成。模式一是精英与政府、市场的合作方式，准入门槛较高，作为已注册的正规组织，必然受到各种规章条款的限制，其对政府、市场的制约监督力较弱。模式二参与者活动范围仅限于社区，其成功有赖于本地资源的特殊性，与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助关系一旦脱离本村便不复存在，无法产生更大尺度的效应。模式三是未注册的非正规组织，凝聚着一股自下而上的抗争力量，对政府、市场的决策、开发监督具有较强的反馈力与执行力，对社会影响力较大，但作为草根组织资源能力有限。

结论三：推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体系建设

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对民间保育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参与保护网络的存续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代表国家维系民族文化认同，是历史文化保护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法律制度体现其权威性，也受程序监督。市场追逐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可以通过激励机制来鼓励其参与历史文化保护，让历史文化保护和空间生产彼此增益。本地社区是历史文化遗产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好的制度不仅要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规章督促其履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修缮义务，也要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给出开发权转移的出路。而本地社区以外的城市市民既享受不到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居住空间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其土地、商业空间交换价值的享有者，其参与主要受城市和社区“文化认同”的驱动，这就需要民间保育组织来发挥作用。

本文编辑整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陈双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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